上世紀90年代，用地不足成為制約珠三角經濟發展的一大瓶頸，向農村要地，走農村城市化道路成為一些地方“衝出重圍”的一大思路。在此過程中，“土地入股”作為農村土地集體經營的嶄新方式，應運而生。此後10多年實踐證明，“土地入股”取得了很大成功，甚至被譽為“中國第三次土地改革”，其他地方紛起效倣。
然而近年來，在最早實行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的珠三角，卻出現不少農民要求“分田退股”的現象。一度好評如潮的改革，為何面臨信任危機？“土地入股”遭遇變局又能帶給我們哪些重要啟示？
保證農民收益是硬道理
珠三角農村“土地入股”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將農民承包的集體土地以承包權入股，組建社區股份合作經濟組織，將土地統一發包給專業隊或少數中標農戶規模經營，或由集體統一開發和使用；農民依據土地股份分享經營收益；初期股權不得繼承、轉讓、抵押和提取。
這一改革最初由廣東南海市(今佛山市南海區)于上世紀90年代初發起，後被總結為“南海模式”。那時，“土地入股”不但免交公糧，還有村委會承諾的年終分紅，所以改革一開始很受農民歡迎。
但隨著改革的推進，農民的心情陰晴有別。一些發展工商業條件優越的地方，農民的土地被集中起來後，大多出租為工商業用地，每年獲得高額租金。而那些以農業為主的村莊，則持續10多年根本沒有分紅或分紅很少。佛山市南海區夏西村一位黎姓阿姨告訴半月談記者，她家9口人10年來共分紅10萬元左右，“我們這邊的位置這麼好，合作社肯定不止賺這麼點錢，但分紅就這些。”
南海區統計數據顯示，2007年該區農村經濟總收入比1992年增長了26.7倍，而農民人均純收入卻只增長4.17倍，股紅分配額也僅增長9.91倍。一些要求“退股分田”的農民說：“ 自己搞，收益至少比村委會發的口糧錢多。”
保障農民參與權，增加土地經營透明度
除了對分紅不滿，許多農民還流露出對土地規模經營管理者的不信任。一位農民說：“經營土地的是他們，賺多少錢花多少錢，也是他們說了算，雖然每月有賬目公開，但賬也是他們算的，我們不太信任。”
土地規模經營，農民到底有多少參與權？經過調查，半月談記者發現，農民的參與權其實也有制度保證。南海區每一級股份合作社都會引入第三方財務管理，並實施一年一小審、三年一大審的第三方審計制度。農村股份合作社建立“三會制度”，具體經營事務由董事會執行，監事會對董事會的經濟行為進行監督，股東大會擁有對董事會和監事會的選舉權和罷免權。
但是，這種看似完善的制度設計，還是未能把農民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落到實處。“這些規定是做給上面看的，歸根到底還是村幹部們說了算。”一位農民很是不滿地說。
政社分開，市場化運作
記者調查發現，即使在已有10多年“土地入股”實踐經驗的南海區，農村土地規模經營依然是政社不分，村黨組織、村委會和股份經濟合作社董事會，三套班子一套人馬，村黨組織書記一般兼任股份合作社董事長。“三位一體”帶來權責混淆。“讓村委會經營咱不放心。幹部的私心連法律都管不住，他們很可能會把地一點點賣掉。這種事在以前搞工業園的時候，他們就幹過。”一位老農說出了不少村民的心裏話。
入股容易退股難
一些想退股要田的農民發現，想要回土地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據南海區委農村工作部介紹，“土地入股”，其實是將土地估價後以資本形式入股，現在農民要退股，也只能以貨幣形式補償，何況大多數農村土地經過相應改造，各戶間土地的界限已分不清，而毗鄰城鎮的農村土地，現已變成工業區或商業區，更不可能退給農民。
農民對此很擔心：“我們要退股，就是希望能要回自己的土地。貨幣補償只是一次性了斷，就像我們沒有了生蛋的雞，只給幾個雞蛋，很快就吃完了。”一位村民的說法得到了現場不少農民的贊同。更有些農民認為，當地搞“土地入股”，其實是希望從農民手中低成本拿地，“餵養”工業和城市。
農民的期待很明確：“入股加入合作社，如果真的好，我們就繼續持股，如果不好，我們就退出來自己幹。”
“土地入股”切忌一哄而上
中山大學地理科學與規劃學院教授袁奇峰認為，必須承認和肯定，對於珠三角城市化、工業化來說，農村“土地入股”起到了強力助推作用；對於農民來說，把土地資源整合起來，“抱團”更具話語權，更能實現利益最大化。但也要看到，“土地入股”在不少地方未能取得預期效果。去年南海區農村股份合作社，有的每股分紅高達2萬多元，有的每股分紅卻只有1000多元。
袁奇峰教授認為，說到底，大城市周邊農村土地規模經營之所以收益好，並非因為農民精心耕作而使土地更加肥沃，而是因為其區位優勢，即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水準的提高，使得周邊土地的工商業價值大大提升。因此，農村“土地入股”搞規模經營必須因地制宜，視各地具體情況而定，切忌盲目跟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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