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化過程中出現大量城市新移民，如何讓他們在城市住下來，最終融入城市？在民主時代，或者允許貧民“自由”解決住房而容忍“貧民窟”，或者以福利國家方式消除貧民窟，成為兩種基本選擇，而普遍趨勢是自由與福利兼有，儘管這些做法各有利弊，但今天的共識是：既不給自由也不給福利的做法已為人道的底線所不容。
真問題並非“貧民窟”而是拆毀“貧民窟”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城市化高潮。最近我們經常聽到這樣一種言論，一億四千萬農民工進城，卻沒有出現“貧民窟”，創造了舉世唯一的“奇跡”。可是接下來我覺得他就應該解釋，這些人沒有住在貧民窟，那住在哪呢？所有講奇跡的人都回避了這個問題。
這些進城的農民工，他們是不是在城市買了商品房呢？估計很少。是不是住進了國家提供的福利房呢？好像也沒聽說過。是不是他們自己蓋了一些棚戶呢？好像也沒有。那他們到底去了哪，是上了天還是入了地？
現在某些人批評貧民窟，已經很少再說當代西方發達國家了，因為這些國家的貧民區，至少在建築景觀上都是很漂亮的，而棚戶式的貧民窟，大概只能在發展中國家看到了。於是，這些人就說，你看印度的貧民窟多糟糕、拉美的貧民窟多糟糕，而且說這些都是資本主義或新自由主義的惡果。
這些人關於資本主義造成貧民窟的理論，在19世紀恰恰是馬克思主義者曾經嚴厲批評過的。恩格斯在《論住宅問題》一文中說道：窮人“一般總是住在惡劣的、擁擠的、不衛生的住宅中”，這“不是現代(按：指資本主義)特有的現象；它甚至也不是現代無產階級遭受的一種和以前一切被壓迫階級的痛苦不同的特有的痛苦；相反，它幾乎是同等地傷害到一切時代的一切被壓迫階級”。
換言之，“貧民窟”並非馬克思恩格斯們批判的“資本主義社會”所獨有。而“現代”真正特殊的問題是：城市主城區窮人“本來就很惡劣的居住條件”也無法維持了。由於經濟的快速發展，大城市主城區的地價飆升，於是很多人盯住了這一塊地皮，認為在這一塊地皮上蓋低檔住房很不合算，千方百計要把城市中心區的窮人趕走，然後蓋一系列豪華的建築。恩格斯說，這才是資本主義時代的真正問題。對此，我們不妨以老牌資本主義國家法國首都巴黎做個案例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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