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真的有所謂的時光隧道，許多人會選擇回到三十年前，回到改革開放發軔的時代。中國歷史上這次規模宏大的改革，首先是經濟的改革，而中國這樣一個十幾億人口的農業大國，吃飯問題是天大的事，農村改革也一定是十分重要而又十分複雜的事情。在改革開放的前幾年裏，中共中央每年發出的一號文件都是關於農村的文件。
在農村的改革中，有幾個村子是引人注目的，北方有大寨，有大邱莊，中部有南街村，南方有華西村。這幾個村子實際上是幾個標本，身上長的就是改革的年輪。
今天，我們將總結改革開放的三十年，用審視的目光回顧三十年所走過的曲折道路，由此，我們怎麼也繞不開中國農村的廣闊田野，繞不開這幾個曾經或仍然大名鼎鼎的村莊。
大邱莊是命運多舛的地方，也是有著許多神秘傳說的地方。這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揭開了幕布的一角，但是，窺視秘密的感覺，與當年親歷傷痛的感覺是截然不同的。
其實，歷史的巨手已經撫平了曾經留在這裡的傷口，以至於許多年輕人不知道這樣一個地名。但是，撫平的傷口也是傷口，疤痕依舊存在。我們無意揭開傷口，回首昨天，是為了更好地記住歷史留給我們的教訓。
道理很簡單，在今後的經濟建設和改革中，還會有跌跤的時候。我們希望少一些彎路，少一些傷痛。
1999年，天津市和平區睦南道122號，被判入獄20年且最終獲得保外就醫“照顧”的禹作敏，剛剛從天津武警醫院被轉運至此時日未久，時年69歲。
斯時，其身形枯槁，面容憔悴，抑鬱、焦慮、困頓之態溢於言表，相較6年前的談笑風生、威風八面，實已判若兩人。
當這位曾叱吒中國農村改革風雲數十載的瘦削老人，于當年10月2日深夜大劑量吞食安眠藥並於次日淩晨一時許客死天津天和醫院之際，舉國上下正大張旗鼓地開展建國50週年的盛大慶典。儘管天和醫院周圍的馬路上排滿了自發前來憑吊者的車輛，但孤寂清冷的氛圍依舊令人感慨萬千。家道中敗的禹氏家族對於再度來襲的痛楚，顯然已缺乏理性承納的堅強神經，他們提出，要“接書記回家”。
嗣後，天津市委、天津市政法委集體研究決定，駁回禹作敏家屬提出的關於迎接屍體回大邱莊的請求。
10月5日，禹作敏屍體在天津火化。
一縷青煙騰空而起，人稱“華夏第一村”的大邱莊一代精神領袖就此灰飛煙滅。歷史，總歸是不容回避的。
時值今日，改革開放即將踏入第三十個年頭，在過去的這段艱難曲折、步履維艱的改革歲月裏，大量的理論家、實踐家為國家的痛苦轉型乃至繁榮富強，嘗試做出抑或已經做出了巨大貢獻。在各種問題複雜糾結而尖銳難解的廣大農村，其推進改革步伐難度之大，教化群眾改變觀念任務之重，是顯而易見的。正因此，禹作敏于靜海縣大邱莊主倡的改革實踐，無論如何是近代中國農村發展史上繞不過去的研究標本。
1978年前後至1993年，禹作敏帶領大邱莊老百姓，走出了一條與傳統農業生產經營方式截然不同的發展道路，取得了世人矚目的經濟成就和政治地位。其後，卻因種種不合常規邏輯的做法，其本人被課以嚴刑，獲刑20年，且株連次子禹紹政刑期10年。自1993年至1999年，除卻其母病逝于鄉而得以片刻還家外，禹作敏再未得到任何機會回到大邱莊。
一時引起且延續至今的最大爭議是，對禹作敏這樣一個于社會主義事業做出過如此巨大貢獻之人進行的最終判罰，是否真正體現了公平與正義？另外，執行前是否真正深入考慮過該事件之處理對大邱莊整體經濟所造成的震蕩幅度？中央與地方各級政府對禹作敏的事前干預是否已經盡職？伴隨著作為大邱莊精神領袖的禹作敏的倒掉，整個大邱莊經濟幾近陷入全面崩盤的境地，且此後數年一直未見抬頭之勢。到底誰該為大邱莊經濟的衰敗負責？
更為值得思考的是，如此缺乏系統尊重的動作，勢必會對後來的農村創業領袖以巨大挫傷，難道這就是改革者的下場？
為探究事件發生的深刻根源，《財經文摘》記者深入一線，調查數月，循著這位曾紅極一時的奮鬥者多年前踩踏的印記，試圖在禹作敏時代結束15年後，重新歸納總結那段歷史，希冀通過各種複雜的事件糾葛，通過大量的細節故事，告訴世人一個真實的禹作敏，一個真實的大邱莊。
無畏的改革
20世紀70年代，在“全國農業學大寨”最為紅火的關頭，1958年入党、1974年正式出任大邱莊黨支部書記的禹作敏，曾四度前往山西大寨參觀學習。
其時，被鋪天蓋地的紅色革命熱情鼓舞到熱血沸騰的禹，對從窯洞裏鑽出來的憨厚農民陳永貴亢奮的“戰天鬥地”精神深表欽佩，甚至就此將陳視作自己的行動榜樣。1973 年，陳永貴得到毛澤東賞識進入中南海“主政”全國農業，此事令禹作敏更是認定，已“貴”為國家副總理的陳永貴，就是他改革與奮鬥的方向。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受到陳永貴以及當時舉國上下狂熱極左的政治環境感召，1974年冬，禹作敏帶領全村男女老少邁出了改造大邱莊面貌的最為原始的一步。模倣陳永貴的樣子，他身先士卒、一馬當先，帶領大邱莊群眾一幹就是三年，僅僅憑藉土筐和鐵鍬以及老幼相加也不過4000人的力量，累計動土竟然達到410多萬方，硬是把7000多畝高洼不平的鹽鹼地改造成為了橫平豎直的肥田沃土，甚至還修了7條比京津公路還寬還直的大道，以及幾十條能走馬車和拖拉機的小道。
“我是禹作敏培養的，我入党，禹作敏是介紹人。我跟他幹了整整20年，從1978年改革，一直到他被抓，我一直沒離他的身。”村民李風光對《財經文摘》記者講述當年大邱莊的奮鬥歷程時，情緒十分激動。
據他說，昔日大邱莊，“春季白茫茫，秋季水汪汪，春種秋不收，糠菜半年糧”，“寧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莊”，“都窮光棍子，說不著媳婦。從書記改革，這個面貌一下子就改了。”對於大邱莊和禹作敏來講，最為深刻的反省與改革發端于1976年至1978年間。伴隨著扭曲人性的十年“文革”之結束，曾經備受追捧的所謂“大寨模式”與“大寨精神”，開始迎來廣泛的質疑與批判，而當年整個天津地區學習大寨最為狂熱且甚得毛澤東夫人江青賞識的模範村——寶坻縣小靳莊在政治風波中所遭遇到的人格分裂性傷痛，亦令禹作敏醍醐灌頂。
據稱，1976年10月初，在揭批“文革”錯誤情緒正酣之時，禹作敏獨自一人在廣袤的團泊洼輾轉徘徊，冥思苦想三天三夜，其間寡言少語，旱煙抽掉無數。第四天，他敲鐘集合大邱莊群眾，發表了這樣的誠摯演說：“這些年大家跟我受苦了，現在，我既不埋怨上，也不埋怨下，一切責任都由我承擔！大夥要是還能信得過我，我就再幹上3年。我承諾兩點：第一，要讓大邱莊變個樣，讓大家過上富裕的日子；第二，要讓村裏250多個光棍都娶上媳婦。如果大夥信不過我，那我現在就下臺。”
禹作敏的人格魅力與過人膽識，在此輿情混沌的重要關節初步展現，群眾遂一呼百應。儘管對於禹作敏裹挾集體力量切入鋼鐵工業且能夠將大邱莊經濟“打著滾兒”發展的現象，學者間存在多種爭議與猜測。更多的疑問在於：為什麼禹作敏單單看中了鋼鐵，他的原材料哪來的，他的產品賣給了誰。尤其是，在20世紀80年代如此獨特的政治氛圍內，到底是誰扮演了禹作敏與大邱莊幕後推手的角色？
答案眾說紛紜，《財經文摘》得到多種版本，但深入調查後發現，多數說法經不起推敲。據了解，迄今為止，尚無一人對禹作敏乃至大邱莊的發家史做出過一個值得信賴的完整調查。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于建嶸在與本刊記者交流時亦感迷惑。他認為，值得業界關注的因素起碼有兩個：其一，禹作敏從廢銅爛鐵做起，而即便廢銅爛鐵這些最初的啟動資源，在當時的背景下也非常人能夠搞到；其二，大邱莊與天津港貨運碼頭並非遙不可及。于建嶸似乎更為看重禹作敏的個人魅力與其超出常人的操作手腕。
變革，就這樣生生地出現了。
大邱莊冷軋帶鋼廠于1977年8月間成立，村民劉萬全、劉萬明分別擔任該廠廠長以及業務員一職。作為大邱莊黨支部書記的禹作敏選擇此二人擔綱主持大邱莊第一個工業企業的重要原因在於，劉萬明退休前曾供職于天津冷軋帶鋼廠，劉萬全則是大邱莊出了名的技術能人。冷軋帶鋼廠牛刀小試卻一炮打響，一年後，成本全部收回，純利潤超過30萬元。
依據禹作敏胞弟禹作瑞對《財經文摘》記者的講述，當初的帶鋼廠其實只有兩台軋鋼機，而且是“人家軋鋼廠不要的，我們按廢鐵買回來的，不點兒大（注：意為很小）”。另有村民表示，當初從天津冷軋帶鋼廠確實買了一台廢舊軋鋼機，回來後大邱莊人“照葫蘆畫瓢”，又仿製了兩台，總計是三台。
關於帶鋼廠創業初期啟動資金的真實來源以及大邱莊改革的最初起步，村民李風光對本刊記者做出了詳細的闡釋：“那時候不懂什麼叫企業，什麼叫副業。禹作敏發動老百姓先打了一部分葦子，跟大夥兒說，肯定能到一斤兩塊七毛五。結果那年價格真高，三塊錢，超了。這就打葦子建廠房。帶鋼廠投資多少錢呢，20萬（其實，亦有10萬和15萬的說法）。向國家無息貸款三萬七，向鄰村借了兩萬，動員社員籌款一萬多，磚瓦廠紅磚折合兩萬多，大隊積蓄五萬多，這麼雜七雜八加起來的。”
“那時候建廠房很困難。我是養殖場場長，那時候說要搞大規模養殖，我做了一個計劃。因為屬於改革，縣裏畜牧局說，你搞個大養殖場，做個大計劃，有了磚、砂石料、鋼筋，我再給你項投資。就這樣，養豬場和帶鋼廠都辦成了。大邱莊就是在那個時候，在1978年起的步。”
受到帶鋼廠盈利消息的刺激與推動，其後十數年間，在禹作敏的有力指揮下，大量工業企業扎堆兒出現，管理模式亦日臻成熟：1981年，大邱莊高頻制管廠成立；1982年，大邱莊印刷廠、大邱莊電器廠相繼開工投產；1983年，為擴大規模、便於管理，同時為能享受到國家對初創公司稅收政策之優惠，禹作敏得到“高人”指點，成立大邱莊農工商聯合總公司，並將建立分廠的權力下放到各廠，非但總公司為獨立法人實體，總公司之下所建分廠亦為獨立法人。
依託冷軋帶鋼廠、高頻制管廠、印刷廠、電器廠盈利水準的不斷提高、企業規模的不斷發展壯大，各個工廠下轄的分廠以“滾雪球”的方式越滾越多，越滾越大。1987年，禹作敏將上述四個總廠改制為四大公司，1992年，他又將四個公司分別改名為堯舜、萬全、津美、津海四大集團。同年，在禹作敏的主持策劃下，大邱莊農工商聯合總公司投資近10億元，在村西北建立起“百億元工業區”。
顧名思義，按照禹作敏當年的規劃，該工業區每年的產銷能力至少要達到100億元，“百億路”因此而得名。依據大邱莊鎮政府辦公室主任楊明雋向本刊記者提供的數據，截至1992年底，大邱莊共有工業企業200余家，從業人員12342人，固定資產總值150137萬元，利潤47344萬元，比1981年增長300倍，工業總產值402761萬元，比1981年增長835倍。
儘管對於上述數字，記者不敢全然茍同，但大邱莊于鼎盛時期的發展速度之驚人，卻是人所共知的。
除卻工業拓展，在農業生產上，禹作敏亦提出了其著名的“專業承包，聯產計酬”的說法，將農民掌握的土地一律集中耕種，鼓勵有能力者系統承包。當年的土地承包大戶馬德良偕夫人何文麗甚至將大邱莊的農業生產承包經驗成功介紹到了法國，一時傳為美談，其時為1982年。1983年—1985年，禹作敏先後將大邱莊農業專業隊改組為農場，強化“統包結合”的土地管理策略，全部耕地改由4個組承包，不惜重金提高農業機械化作業水準，全村事農勞力在1985年已直線降至112人，後來甚至有降至8人的說法。
據稱，自1979年－1990年，禹作敏共向農業投資近4000萬元。至1990年底，大邱莊共有各種農業機械2577台，總動力64894馬力，糧食總產350萬公斤，比1978年的140萬公斤增長1.5倍，比1949年的34萬公斤增長9.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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