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中國資本要在突圍中尋求破局，要積極展開包括產業資本、商業資本、金融資本在內“中國資本”的戰略佈局，率先抓住下一輪世界經濟新增長點，通過開展“順梯度”和“逆梯度”兩個方向的對外直接投資，消化、吸收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投資回報率高、節能降耗高的現代產業，有效地推動國內產業向產業鏈高端升級，為此需要在以穩定貨幣基礎，積極推進資本輸出的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形成多層次的資本輸出主體及其策略組合、服務於國家發展戰略和內生成長的特色資本輸出模式。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步伐的加快，當前國際資本在規模、形式、速度三個維度上都發生了新的深刻的變化，國際資本流動規律恰恰反映了全球經濟分工深化的大趨勢下，我國在貿易分工與金融分工格局中所處的位置和差異化優勢，這不僅造成了國際資本流動利益分配的失衡，更使中國陷入了一種低效率、高風險的資本迴圈結構。從商品輸出到資本輸出，從資本集聚戰略到資本輻射戰略，從貿易大國走向資本強國，中國資本崛起之路充滿了風險與挑戰，中國資本如何與國際資本制衡？中國能否實現由積極爭取貿易優勢向培育更高層次的資本競爭優勢轉變，中國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資本開放戰略的升級以及國家盈利模式的轉型，將決定著中國未來發展的可持續性，決定著中國強國崛起的新的競爭優勢。
一、中國資本開放的三個戰略轉型
雖然近兩年突然劇增的近萬億的短期投機資本(熱錢)擾亂了中國經濟，但是很大程度上是借道長期資本潛入的，因此如果從歷史的視角去審視國際資本流動的長期趨勢以及中國資本開放的演進路徑也許更有助於我們思考未來的選擇。筆者認為可在以下三方面尋求突破。
(一)跳躍式發展路徑：從佔領貿易分工的高端到佔領金融分工的高端
金融問題反映的是實體經濟問題。國際資本流動規律恰恰反映了一國在國際經濟分工中所處的位置和差異化優勢。在過去20年裏，全球GDP年均增長了3.5%，國際貿易年平均增長7%，而國際資本的流動增長是14%。國際資本流動增速的背後是美國利用強大的金融優勢成功地建立了以美元資本為核心機制的全球分工體系。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國際資本流動的格局和規律，正暗合了全球經濟分工不斷深化下的貿易分工與金融分工雙迴圈的大趨勢。
從全球貿易分工迴圈來看，改革開放30年，中國正趕上了全球產業與貿易分工體系重組的浪潮。美國將傳統的製造業、高新技術產業中的生產製造環節，甚至部分低端服務業大規模向外轉移，特別是有資源優勢、成本優勢、市場潛力和產業配套能力強的新興市場地區。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浪潮中被不斷地納入由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所主導的全球分工體系和生產鏈條中，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地區日益成為全球生產製造基地和各類製成品出口基地，在全球貿易中的比重持續上升，貿易順差不斷擴大，僅以廣東為例，通過外向型的產業內分工吸引的國際長期資本總額就佔到全國的40%。
如果說在全球貿易分工體系中，中國還具有比較優勢，那麼，在全球金融分工體系中，中國更處於相對劣勢。從全球金融分工主導的資本迴圈來看，以美國為主導的發達國家是全球金融資源的配置者，佔據了全球金融分工體系的主導地位。一方面，美國等國利用處於金融分工鏈中高端的優勢，試圖通過國際資本流動，對世界各國在“生產、消費、投資”運行環節中的比較優勢進行了重組；另一方面，又利用金融制度和金融資本不斷向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轉移，而由貿易盈餘所形成的儲備資產又通過資本流動輸往美國。這種國際金融分工格局帶來的最大影響是資本在全球配置中流動失衡，這種國際資本迴圈結構，對中國金融安全以及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極為不利；然而美元資本則憑藉其作為國際貨幣在國際貿易定價結算、金融資產定值、交易和投資，以及作為儲備貨幣等方面的優勢地位，達到了全球金融格局的主導性調整。
如何打破這種低效率、高風險的資本迴圈結構？如何扭轉國際資本流動利益分配的失衡？如何在全球價值鏈上獲得戰略環節上的競爭優勢？最根本的是使中國本國資本效率得到充分提高，使資本機制得到充分發展，積極向金融分工鏈的高端推進，擺脫傳統“漸進式”和一般“追趕式”產業結構升級的路徑依賴，通過資本競爭力形成的制度優勢和投資優勢實現跳躍式發展。
(二)開放型經濟的更高層次：從商品輸出走向資本輸出
從商品輸出到資本輸出，中國資本對外開放的路徑更為清晰。相對於商品輸出，資本輸出是更高級的經濟輸出和配置資源的形式。中國的資本輸出不僅僅是緩解過剩外匯儲備，置換貿易順差的簡單手段，更應成為金融發展戰略的核心。
中國資本格局正經歷著從“雙缺口”到“雙溢出(雙順差)”的過程。根據鄧寧的投資發展路徑(IDP)理論，一國的凈對外直接投資NOI，即對外直接投資與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的差額，是一國經濟發展階段的函數。到達一定階段時(人均2000~4750美元),進行投資階段的轉變就成為必然選擇。而推動這一轉換的關鍵是提高對外投資的收益率，促進本國資本競爭優勢的形成。瑞士銀行的數據顯示，2007年我國人均GNP(按實際購買力計算)達4610美元，正處於鄧寧所指的資本大規模輸出階段，儘管2007年國家外匯投資公司斥資30億美元購入黑石集團股份表明以國家資本為主導的中國資本輸出開始起步，儘管2007年中國對外投資達到187.2億美元，然而與國際資本流入相比，我國的資本輸出和對外投資份額較小，資本向外拓展潛力巨大。
(三)資本開放戰略的重要轉型：從資本集聚到資本輻射戰略
改革開放30年的事實告訴我們，集聚國際資本要素形成的生產規模並非一國的真實國力。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這種受控的資本集聚恰恰是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與外部產生經濟摩擦與失衡的根本原因。
一國的經濟發展歸根到底取決於本國的資本的積累能力和資源使用效率,依靠外來資本集聚來支撐工業化進程的格局是不能持久的。依靠內生資本的資本輻射才是促進一國內生成長的關鍵。資本輻射戰略更多強調中國自主發展與經濟的內生成長，是中國改革開放多年來資本對外開放從“引進來”到“走出去”的戰略升級。資本輸出作為資本輻射功能的具體表現，是一個培育新的經濟增長極的過程，通過資本的全球戰略佈局，將中國的資本優勢轉為制度、資源和投資的優勢，完成由被選擇者向選擇者的轉型，即由“世界工廠”轉為“世界資本策源地”，提高全球配置資源能力，尋求利益的重新分配，才能實現經濟成長的全面跨越。
二、未來中國資本開放戰略的初步思考
(一)穩定貨幣基礎，積極推進資本輸出的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高能貨幣和高能資本相伴而生，中國資本“走出去”需要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同步跟進。中國資本“走出去”這一全球戰略安排，將大大增加境外對人民幣的資本需求，也是人民幣獲得更多國際金融市場份額的契機，從這一點上來講人民幣國際化戰略與中國資本戰略一脈相承。目前人民幣在周邊國家和地區享有較高聲譽，與這些國家的邊境貿易額不斷擴大，人民幣計價的直接投資也開始出現。我們應抓住這一有利時機，繼續積極發展與這些國家和地區以人民幣計價的貿易、投資和金融往來，包括簽署雙邊支付結算協議，擴大人民幣在邊境貿易結算中的地位，分段推進，先區域化再國際化，全球貨幣與資本格局將隨人民幣的國際化而改變。
(二)形成包括產業資本、金融資本、商業資本在內的多層次的資本輸出主體及其策略組合
一是積極塑造和培養本土跨國公司，積極推進“走出去”的戰略。要想提升對全球資源和經濟的控制力，必須靠跨國公司去實現。經濟全球化也是跨國公司全球化，只有擁有一批在全球處於領先地位的跨國公司，一個國家才能擁有對全球資源配置的較大主導權，才能擁有大國地位。中國還沒有歷經全面的產業並購，對外並購將重構中國的產業效益，通過股權並購、綠地投資等方式，不斷提高中外產業資本的融合度，搭建連通內外產業鏈的實業經濟平臺，實現我國在世界產業鏈條中位置的前移和高端化；二是通過國家外匯投資公司為代表的“主權資本”的商業化運作，搭建連通內外的金融平臺，不斷提高中外金融資本的融合度；三是將高額外匯儲備轉化為戰略資產。緩解外匯儲備壓力，暢通外匯投資，通過資本輸出，建立國際資源供應地；四是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促進境外戰略投資者進入和境內戰略投資者走出的雙向互動，實現內外金融市場互通互連；五是通過資本帶動新興中小企業國際創業。在新一輪產業轉移步伐加快之時，國家應著力實施重點推進的“高成長國際創業戰略”。考慮到大多數新興中小企業的規模限制，應該鼓勵形成以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聯合的戰略聯盟，推進那些“高技術”、“快增長”、“強擴張”的新興企業國際創業，中國未來的資本輸出的主力軍必然是那些迅速崛起的新興力量。
(三)服務於國家發展戰略和內生成長的特色資本輸出模式
資本輻射戰略是破除中國在全球貿易分工體系與金融分工體系中處於劣勢的關鍵抉擇。中國資本輸出其目的不僅僅是配合出口，如在海外設立貿易型公司，開拓東道國市場，拓展到延長國內過剩產能的生命週期，推動境外加工貿易，更是提高資本投入產出效率，推進經濟增長向集約化轉型的必由之路。因此，應該成為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及國家發展戰略在全球的延伸和體現。其中以企業為主體的資本輸出模式應該選擇產業升級以及高新技術產業領域的資本輸出，此類輸出旨在形成新的全球生產佈局，加快核心要素並購，通過合作研發，提高產業競爭力；而以國家外匯投資公司以及外匯儲備為主體的國家資本為了保障國家戰略需求，穩定宏觀經濟，更應該對當前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石油、鐵礦石、有色金屬等重要戰略資源領域進行投資，並建立長期穩定、價格合理的供應機制，從而形成成熟的資本利用體系和具有中國特色的資本輸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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