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今有各種成熟的企業管理模式理論，很多知名企業也有自己富於特色的管理模式，根據管理模式的不同，其相應的配套管理制度也會有所不同，企業在制定本單位管理制度時可以參考、借鑒。管理制度的編制原則是：服從於組織結構和規模的原則、簡明化原則、系統化原則、鎖鏈化原則、一般和特殊相結合原則。

   企業管理制度重在遵守執行

　　凡有企業必有管理制度，篇幅不一，多者萬言，少者僅有幾頁，但是它們都在不同程度地發揮著作用。筆者也見過有企業請專業公司花數十萬元代價制定出數十萬字的管理制度，然後因推行不利將其束之高閣。

　　企業管理制度出臺後遵守執行才是關鍵，否則就形同虛設，企業員工就會逐漸挑戰它的權威性。在保障企業管理制度的貫徹實施中，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1、企業業務流程和管理制度的制定，應儘量科學、嚴謹、全面，以便減少修改次數。每次修改都需要一定的執行磨合期，給企業管理帶來暫時混亂。對於新業務應先制定試行制度。

　　2、大規模修改業務流程和管理制度將給企業帶來動蕩，並使企業付出較高成本。

　　3、無論事務性制度、業務性制度或待遇制度的修改均須先充分聽取相關方意見，減少阻力，做到平穩對接。避免制度剛一齣臺就遭到抵制，難以實行。

　　4、管理制度的實施要有相應的保障措施。

　　5、企業高層是管理制度最常見的破壞者，越級指揮、不遵守財務制度是通病。遵守管理制度應從高層做起。

　　6、某些管理制度應有適當的彈性（即便是國家法律在制定上也有一定彈性，如最低處以多少倍罰金，最高不超過多少倍之類的），保證順利實施。

　　制度執行的最好效果就是在無歧視原則下產生的普遍的認同心理，這也正是制度執行中的難點問題。因為每個人在企業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在執行制度時是很難以做到完全公正和無歧視性的。因此在制度的管理上，對特殊個案需要適當的彈性處理，這一點作為企業的高級管理人員是要有心理準備的。我們從《三國》看幾個實例。

　　一、曹操割發代首

　　《三國》第十七回，曹操出征張繡途中，為安撫民心，便諭村人父老及沿途官吏，曹軍“大小將校，凡過麥田，但有踐踏者，並皆斬首”。巧的是曹操正在騎馬行軍途中，忽田中驚起一鳩，曹操坐騎躥入麥中，踐壞了一大塊麥田。曹操立即叫來行軍主簿，要求議罪，主簿十分為難，曹操卻說：我自己下達的禁令，現在自己違反了，如果不處罰，怎能服眾呢？這時謀士郭嘉引用《春秋》為其開脫，此時曹操便順水推舟，說“既《春秋》有‘法不加於尊’之義，吾姑免死”，以劍割下自己一束頭髮，擲在地上對部下說：“割發權代首”。

　　此實例應關注兩點，第一，在制定制度時缺乏彈性，刑罰過重，應視不同情況處以數倍罰款賠給老百姓，然後從肇事者軍餉（或俸祿）中扣除；第二，由於在制度上缺乏適當彈性，往往給執行造成難度，不得不增加制度的管理彈性。本例“割發代首”就是制度的變通執行。

    二、義釋曹操與失街亭的兩張軍令狀

　　關羽在赤壁之戰時奉命把守華容道是立了軍令狀的，承諾如放了曹操“願依軍法”。劉備對關羽能否守紀是有疑問的：“吾弟義氣深重，若曹操果然投華容道去時，只恐端的放了”。而諸葛亮的安排是故意叫關羽放掉曹操的，似乎將軍法視為兒戲，劉備、諸葛亮一開始就沒準備把那個“軍令狀”看得有多重。關羽放掉曹操後，只得了個“權記過，容將功折罪”的處理結果。

　　無獨有偶，馬謖把守街亭也是立了軍令狀的，馬謖失街亭以後，諸葛亮卻說：“今敗軍折將，失地陷城，皆汝之過也！若不明軍律何以服眾？”，揮淚將馬謖殺掉。同樣是立了軍令狀，與關羽的處理結果相比，馬謖何其冤也！

　三、同樣的妄奏不同的結果

　　諸葛亮在六齣祁山時，接連兩次有人妄奏，兩次的錯誤形式幾乎一模一樣，但諸葛亮也採取了對當事人不同的處理。再一次體現了某些時候制度不得不需要彈性管理。

　　第一次被召回是在《三國》第一百回，司馬懿指使蜀國叛將茍安散佈流言，說“孔明有怨上之心，早晚欲稱為帝”，結果“宦官聞知大驚，即入內奏帝”。諸葛亮被後主召回後，“孔明將妄奏宦官誅戮”。

　　第二次被召回是在《三國》第一百零一回，原因是“李嚴因軍糧不濟，怕丞相見罪，故發書取回，卻又妄奏天子，遮飾己過”。諸葛亮“欲斬之”，因李嚴是“先帝托孤之臣”，只好奏請後主，將李嚴“謫為庶人”，罷官了事。

　　兩次妄奏，其實李嚴過失比宦官嚴重的多，宦官不過是受了茍安的蒙蔽；而李嚴是故意所為，性質有本質上的差別，處理之輕，顯然彈性過大。

　　四、寬恕孫韶的無奈

　　在家族式企業中，往往有投資人的親屬在企業中擔任部門經理，為管理增加了難度。這些親屬如果出現違紀現象，經常不得不在執行制度上給與一定的彈性。《三國》中就有這樣的例子。

　　《三國》第八十六回，徐盛受孫權之命迎戰曹丕時，有孫權侄孫揚威將軍孫韶請戰，徐盛不從。“韶堅執要去，盛只是不肯，韶再三要行”，徐盛大怒曰：“汝如此不聽號令，吾安能制眾將乎”，命武士將孫韶推出斬首。孫權得到消息後趕來說情，徐盛雖然說：“法非臣所立，亦非大王所立，乃國家之典型也。若以親而免之，何以令眾乎？”，禁不住孫權強調孫韶的特殊身份，最後又不得不“且看大王之面，寄下死罪”，這種管理上的彈性，實出於一種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