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檀 評論員
中國經濟需要穩定，不能跟在美國的經濟週期後面打轉，以超乎尋常的“一刀切”緊縮政策，人為斷送中國經濟的大好前程。
與股市維穩的幹打雷不下雨相比，實體經濟維穩立竿見影。在中央召開系列座談會之後，國家稅務總局宣佈，從8月1日起部分紡織品、服裝的出口退稅率由11%提高到13%。這是財稅政策維穩的重要一步。讓人關注的言論與行動包括，央行副行長蘇寧在央行上海總部昨日召開的上半年金融形勢分析會上表示，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對我國經濟增長的不利影響將進一步顯現，各金融機構要優化信貸結構，保持貸款合理增長；而直接融資市場債券融資比例大幅上升。
這是緊縮政策稍有放鬆的象徵，是近期中國實體經濟的最大利好，也是資本市場的最大利好：我們不能想像，一個十萬家公司倒閉、企業與投資者充滿恐懼的市場，會是一個穩定的市場。
適當的緊縮政策可以讓企業進行內部治理結構的改造，但是，如果中國經濟繼續實行人民幣匯率升值、信貸緊縮、重稅政策，中國以製造業為主的實體經濟不是走入經濟結構轉型的良性迴圈，而會走向不歸路。
一些書齋學者總以通脹上升與經濟結構調整來論證緊縮的正確性，他們總是有意忽略經濟結構調整的基礎性條件，比如市場環境、產業配套、稅收等政策，而把貨幣緊縮當作萬能仙丹。並且表示中國基礎貨幣發行量如此之大，導致貨幣供應就從來沒有真正緊過。這是很糟糕的解釋，他們應該去問問在一線從事實業的企業家感受如何再來發言。
在目前的基礎貨幣發行體制下，貨幣發行量當然一路上升，不增加才是咄咄怪事，但這不能證明信貸沒有緊縮，從民間利率的節節上升就可以看出信貸緊縮的威力。東部受到緊縮的壓力大過中西部，不是東中西部已經實現了均衡發展，而是因為東部地區的市場經濟較為發達，對貨幣政策更為敏感。在以往的緊縮週期之後，中國的鋼鐵等行業的產量不降反升，說明緊縮政策偏離了結構調控的目標，而成為對民企的打壓。貨幣緊縮無法促進經濟結構的調整，往往成為抑制經濟過熱的急就章，一旦經濟熱度稍降，低端的經濟發展模式就會捲土重來。吊詭之處在於，不顧中國現實的西方理論的信奉者，初衷是實行徹底的市場經濟，但在目前結構失衡的環境下實踐的結果，往往使他們成為壟斷性國企的擁躉。
以西方的貨幣理論全盤照搬到當下的中國經濟是行不通的，即使在西方，弗裏德曼的貨幣理論在上世紀後期才開始發端，照貨幣理論之方抓藥的結果，只在裏根執政中後期等特殊時期才發揮作用。目前美聯儲增發貨幣刺激信用，屬於以毒攻毒，徹底拋棄了貨幣主義理論。這當然不是說貨幣主義理論沒有正確之處，只是在目前百萬億美元規模的金融市場中，用貨幣主義理論屬於膠柱鼓瑟，以國內信貸緊縮來控制通脹實在是與虎謀皮，其結果是替國外資金與高利貸資金騰出了贏利的空間。
照搬西方政策生效的前提是照搬西方的經濟發展模式與市場環境，否則就是南轅北轍，我國一些經濟理論家照搬西方理論的結果就是自殘，離真正的中國市場需求越來越遠。他們已經在資本市場試過一次，即以挑破資本市場泡沫的方式來降低通脹風險，其結果是通脹風險仍在，而資本市場瀕危。現在他們又把這一套用到了實體經濟，終於引發了顯而易見的惡果，企業陷入困境，大批未接受過專業培訓的勞動者處於失業邊緣，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
實體經濟不是資本市場，如果說資本市場的普通投資者向來視為投機分子，在道德上受到打壓，有關方面對他們的損失還能漠不關心的話，實體經濟顯而易見的下挫，則讓所有人如坐針氈。
不難想像，如果通脹威脅略有上升，主張緊縮貨幣政策的人將會得意洋洋地表示自己有先見之明。但多次的緊縮、反彈、中國經濟結構所體現出的僵化，應該讓我們有更深入的思考與更實事求是的應對之道，比如打開中國市場森嚴的行業壁壘、地區壁壘，比如降低社會稅負。
我們實在早該放棄那套僵化的理論，而從中國實際出發來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放鬆貨幣緊縮政策，實行曹紅輝先生所主張的多管齊下的調整之策，對於中國實體經濟與資本市場都是長久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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