滬深股市下一步發展要從“幫助困難的國有企業”轉變為“激勵所有的優秀企業”,實現從“需要融資的企業上市”到“回報股民的企業上市”這一歷史性的轉變,而在資本市場制度建設上的創新,更多著眼建立一套更完善的上市公司激勵約束機制。
我懷念1992年那個明媚的春天,那時我還是在校大學生,聽到了小平同志南巡講話的傳達。記得那是我在校期間唯一一次全體學生在政治學習時間自發地長時間鼓掌打斷發言。那是大家由衷的掌聲,因為大家從小平同志的講話中,不僅看到了國家民族的光明前途,也看到了自己的前途。
小平同志曾經說過: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就是實事求是,而小平同志倡導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其實是毛澤東思想一脈相承的發展。我今天就按照實事求是的精神來回顧一下中國股市制度建設和公司治理方面的現實缺陷。
中國證券市場迎來大發展的機遇其是在小平同志南巡講話以後,打破了舊體制格局之後,各地的國有企業紛紛上市融資。當時實行了額度制,這就給尋租留下了空間。不少企業當時就是想盡各種辦法拿到上市額度之後,圈了一筆錢。此外,在正常額度審批中,監管機構默認執行了“誰困難,誰先上”的原則。記得四川紅光上市不久就被查出財務造假,戴上ST帽子,主管官員還振振有詞:“我這也是為國企解困嘛”!
我們的資本市場制度建設和公司治理的基礎就是這樣的薄弱,至今沒有任何機構、任何人提出要對當時所造成的股民損失提出賠償。大多數新股民都認為這些賠償都已體現在了股改的對價中了。但我認為,股改既沒有徹底解決歷史問題,也不能確保未來滬深上市公司治理和制度建設是符合中小投資人利益的。
我當然無權提議清算那段歷史,但是有責任提請各位注意:滬深股市最近的一次牛市是在公司治理取得進展之後才出現的。客觀地說,證監會為此做了大量工作,從推動股改(嚴格地說,證監會無權代表出資人去推動股改)到清查資金佔用,都是滬深股市可貴的進步。從國外的經驗來看,任何牛市最根本的基礎不是公司業績,而是公司治理。
滬深股市的下一步發展要從“幫助困難的國有企業”轉變為“激勵所有的優秀企業”。要實現這個轉變,只有在資本市場的制度建設上創新。遺憾的是,我在資本市場上看到的創新經常是為了企業融資進行的,比如分離式可轉債,比如股改權證。看到那些最終作廢的權證造成無辜中小散戶的巨大損失,我捶胸頓足。
今天,又是同樣一群人,號稱是學習了國外先進經驗之後,提出要建立平準基金、推出融資融券和股指期貨、指望降低印花稅等等這些措施來救市。這和當年忽悠著“股市的首要功能就是為困難的國企融資,以便減輕國家負擔”的人是同一類型。指望在投資人身上找到治愈投資人傷痛的藥方,這何其可笑。
只有建立一套更完善的上市公司激勵約束機制,我們才能鼓勵上市公司的控制人去做強業績,提高回報,最終提升股價,使股民獲利;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防止上市公司的管理層和控股股東做出不利於上市公司中小股民的事情,最終防止股民被內部交易和不對稱的資訊所出賣。讓上市公司按照新的公司治理規則把業績做好,而不是讓股民相互之間玩一種新遊戲,這才是根本的救市之道。這條道路不僅符合馬克思主義唯物論觀點,也符合毛澤東思想方法論的觀點。
我們現在的首發上市條例規定只要業績符合一定的財務指標要求,就可以申請上市融資,就可以上市之後再融資,就可以在融資和再融資之後拋售原始股。為什麼就不能把回報中小股東作為是否審批上市的一個重要條件呢?縱觀滬深股市的發展歷史,除了股改時期之外,從來沒有哪個企業的實際控制人曾提出固定的公司紅利政策。無論業績多少,每季度必須分配0.25元,這樣的紅利政策在國外市場屢見不鮮,我國為什麼從來就沒有監管部門推動,也沒有大股東提議呢?我呼籲,對於首發上市的企業要求其明確規定紅利政策,否則不予審核。我們要實現“需要融資的企業上市”到“回報股民的企業上市”這一歷史性的轉變。
我始終以懷疑的眼光在看國內的一些投資銀行,那些整天西裝革履的金融精英整天圍繞著大股東的需求轉,幫助他們實現上市融資的目標,並收取一個遠低於國外同行標準的投行費,他們可曾從中小股民的角度去考慮過:這些公司是否具備保護中小投資人的機制?是否具備了完善的公司治理?是否做到了巴菲特要求的“不受大股東控制”的要求?
早在美國互聯網泡沫時期,類似的公司治理研究有過一個結論:高估值和寬鬆的治理環境毀了企業管理層的進取心。可不能讓這樣的悲劇在中國重演。所以,我們再不要為所謂的投行排名去無謂的爭論了,今天需要無畏的真理和無知的直言不諱者。
我還想特別提出一點,股改時,股民是依據當時的股價同意大小非流通的,沒有理由認為股民在低於股改投票前一天價格時,仍然同意十送三的對價,監管部門或者司法機構應給出一個司法解釋:所有股改之後大小非拋售的價格,必須高於股改投票前一天的價格,否則對價無效,因為股民批准對價的前提條件之一(股價)已不成立了。假如這些股改時沒有想到的政策能得以落實,相信對幫助企業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能收亡羊補牢之效。